昭阳区2017年棚改已完成这些目标，今年还有这些任务

绿色原则和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一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旨在实现民事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民法典社会化的新表现和新动向。

这就要求国家的立法体系、政策制定、法律制度等，都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最终的目标，创造和平稳定安宁的国内环境。宪法是历史与时代发展的产物，反映着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与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则，也寄托着人类社会共同体的成员通过宪法共识寻求和平与幸福生活的期待。

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平等及不可让与之权利，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1984年联合国通过《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把和平权规定为人权，认为全球人民皆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欧洲委员会章程》《欧洲人权公约》为欧洲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和平理念的尊重和普及具有独特的力量，并构成人类社会真正的精神动力源泉。《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是每个公民和所有国家为之努力的共同标准，国家应保证宣言中的权利和自由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都能得到普遍有效的承认和遵行。

《大宪章》包含了自由分权法治等立宪主义精神，是英国宪制的基石。为实现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区域立宪主义的理念被提出并加以实践。最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牵头，在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实务界对于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学术界还没有将考核评估与家庭教育责任落实联系起来。如果将现有的各类与家庭教育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会发现与政府责任相关的议题都涉及到了。三、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在立法规范上的表达 在学理上分析了政府承担家庭教育的具体形态后，如何将这些理念转换为文本上的立法规范，又是一个大问题。第三，家庭教育是需要成本的，家庭分担了家庭教育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和物质成本。

换言之，如果家长学校侵犯父母权利的，父母可以将举办家长学校的学校或者其他单位法人作为被告。家长学校的效果主要在幼儿园和中小学时期，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学校的效果递减。

只有当家庭无力承担家庭教育的责任时，政府才介入。在立法难点方面：首先，如何确立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资质与家庭教育指导师的资格水平。事实上，政府履行好家庭教育的责任是推进社会治理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责任形态上，运用体系化的思维，可以将其任归结为尊重家庭教育的选择权、防止学校过度干预、完善组织和程序、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改善经济条件、代为行使国家亲权等七个方面。

（二）防止学校过度干涉家庭教育的活动领域 随着《关于全国家长学校工作的指导意见》（妇字［2004］4号）和《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 等文件的实施，家长学校成为联系家庭、学校和学生的桥梁，起到帮扶家庭教育的良好效果。借助其作用，可以有效利用体制内的组织资源。父母在行使家庭教育权的过程中，也会把自己的教育风格、家风文化等个人（家庭）特征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保证自己与未成年子女的亲缘关系，带有利己性。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没有从体系化的角度加以系统思考，导致政府责任在规范表达上还存在不少可以讨论之处。

换言之，如果家庭权存在，则它应该与家庭中的个人权利分离，这就与法人类似，法人可以享有财产权、名誉权、言论自由，但是法人不享有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由等，即法人的权利是有限的。（五）培育和监管家庭教育服务市场 政府提供的家庭教育服务属于基本公共家庭教育服务，只能起到保基本的作用，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更高的教育质量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

由此出发，家庭也可以成为国家受益的对象，目前有些国家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即是适例。而这项工作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倘若不这样做，又不能达到精准服务的效果。

具体到规范中，现行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这一传统的终极注脚，其表征了国家存在的目的和宪法法律的价值。国内学者在一份全方位的综述文献中发现，西方生态系统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家庭系统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皆表明，家庭中父母自身的特征及与孩子的人际互动等等对孩子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其中保障家庭教育权是基础，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是关键，儿童社会化是结果。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牵涉的人力物力巨大，目前由教育部门推动的家长学校尚且存在不少问题，再对其施加家庭教育的职责，会进一步加剧教育部门的负担。因为按照家庭教育（广义）的定义，其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影响活动，也包括家庭中各成员间发生的各种互动。立法规范 政府责任[1]是家庭教育立法时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由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可知，政府组织对于基本权利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12]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由议事协调机构来牵头不能达到较好效果，那是否可以由教育部门来主管呢？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这类似于受教育权，如果立法仅仅只是保障每个人有学上，而不能保障每个人的学习产出，那么保障受教育权本身可能成为教育不公平的新来源。最后，家庭教育指导的有效性问题。

其二，家长学校可以营利吗？由于家长学校是成人教育机构，主要目的不是从事营利性活动，而是教育家长，所以营利性有违家长学校的举办目的。[6]由于家庭教育权是父母权利的实质内容之一，故而家庭教育权也具有基本权利的功能。

第二步，建议整合相关机构职责，成立一个新的家庭教育主管机关，并规定其程序。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在家庭教育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承担何种责任，立法者的认识并未统一。其次，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能否恢复？目前这方面的规定不足。为此，在对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进行中央层面的立法表达时，需要顶层设计，全盘推进。

倘若将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仅仅定位于此，则范围可能过窄。[7]西方学者通过综述家庭教养方式与青少年学业成就的文献后也发现，父母教育卷入和学业监管是青少年学业成就的优良指标。

（七）代为行使国家亲权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4〕24号）首次从规范性文件层面确立了撤销监护人资格诉讼。因为父母权利是利他的，受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限制。

（4）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虽然目前的体制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终究不是长久之策。

在初始位置上，国家应该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权，但是父母的这种选择权并不是绝对的。这个他指的是父母的未成年人子女。为此，在变革目前的体制非常有难度的前提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议将妇联实体化，赋予其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亲子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祖孙关系、同伴关系、师生关系都会对儿童社会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亲子关系（父母子女关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根据妇字［2004］4号文件，家长学校的性质被定位于成人教育机构，任务主要是向未成年人的家长及其监护人传递正确的家庭教育思想和观念，帮助其掌握家庭教育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一）尊重家庭是否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或者帮扶的选择 家庭教育立法不是让国家替代父母来完成家庭教育的工作，而首先在于保障父母的家庭教育权，落实父母的家庭教育主体责任，这也是家庭教育权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核心要义。

但是六部地方性法规为什么没有如此规定？笔者以为，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由教育部门来主管，一方面会磨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差异，使家庭教育带上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六）改善困境儿童家庭的经济条件 如何提高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改善家长教育方式和提高家庭的经济条件都非常关键。

其三，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要不要纳入政府治理体系建设的考核评价之中？目前各种规范性文件在规定家庭教育的政府责任时，都忽视了对其进行考核评价的问题。（四）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目前关于家庭教育指导的研究文献非常多[14]，基本上达成了某些共识，比如父母要不要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父母怎么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由谁来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等等。